通往公社的路，是一条蜿蜒在黄土坡梁之间的土路。路况极差，坑坑洼洼，雨后留下的深深车辙被太阳晒干，坚硬得像凝固的波浪。林晓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溺水后的虚弱身体很快就开始抗议。胸口闷痛，双腿如同灌了铅，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酸痛的肌肉。
晨雾渐渐散去，阳光变得刺眼。沿途的景象像一幅褪色的旧照片，缓慢而真实地在她眼前展开：低矮破败的土坯村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村民扛着简陋的农具走向贫瘠的田地，偶尔能看到几头同样瘦骨嶙峋的老牛在慢吞吞地犁地。空气中弥漫着尘土、牲口粪便和焚烧秸秆的混合气味。
没有汽车轰鸣，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手机信号塔。只有单调的土黄色，偶尔点缀着一点灰扑扑的绿意。广播喇叭挂在村头光秃秃的电线杆上，正用激昂的语调播送着“大干快上”、“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与眼前这萧瑟的景象形成一种荒诞的对比。
林晓梅感到一种强烈的时空错位感和深沉的无力。这就是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似乎还未真正吹进这片贫瘠的黄土高原。生存，是最基本也是最严酷的主题。她这个来自信息爆炸、物质丰富时代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上显得格格不入，脆弱得像一张随时会被撕碎的纸。
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汗水己经浸湿了她单薄的粗布外衣，贴在背上冰冷粘腻。喉咙干得冒烟，肚子也饿得咕咕首叫。路边有一口公用的压水井，几个同样赶路的村民正排队打水喝。林晓梅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也走过去排队。
轮到她了。她学着前面人的样子，费力地压下吱呀作响的铁把手。一股浑浊的黄褐色水流了出来，带着浓重的泥沙和铁锈味。她犹豫了一下，还是用手捧着喝了几口。水又涩又腥，远不如瓶装矿泉水清甜，但至少缓解了喉咙的灼烧感。
“姑娘，看着面生啊？哪个村的？”旁边一个穿着打补丁蓝布褂子的大婶好奇地打量她苍白的脸和虚弱的模样。
“柳树沟的。”林晓梅含糊地回答，不敢多言。
“哟，柳树沟可不近呐！你一个人去公社？干啥去？”大婶显然很健谈。
“去……去卫生所，给爹抓药。”林晓梅低下头，避开了对方探究的目光。
“唉，这年头，谁家没个病人呢……”大婶叹了口气，随即又压低声音，带着点神秘，“姑娘，我看你脸色不好，可得小心点。最近路上不太平，听说……有拍花子（人贩子）呢！”
拍花子？林晓梅心里一紧。昨夜窗外的黑影带来的恐惧感再次涌上心头。她下意识地攥紧了藏在衣袋里的一块钱。这点钱，或许是她唯一能用于自卫的“武器”了。
告别了热心（或者说八卦）的大婶，林晓梅加快了脚步，内心的不安感越来越重。她不仅要对抗身体的虚弱和路途的遥远，还要提防无处不在的危险——来自人，也来自这个陌生而严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