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道刺目的红杠，像烧红的烙铁，深深烫在苏晚的视网膜上，也烙进了她的灵魂深处。她瘫坐在冰冷的地上，背靠着同样冰冷的门板，许久许久，身体里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只剩下心脏在胸腔里沉重而缓慢地跳动，每一次搏动都牵扯着无边无际的恐慌。
屋外的世界并未因她的灭顶之灾而停转。邻居张家的媳妇那刻薄又带着恶毒揣测的话语，如同魔咒般在她脑海里循环播放——“肚子里的种……到底是李知青的，还是人家部队首长的啊？”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狠狠扎向她。
不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苏晚猛地打了个寒颤，一股强烈的求生欲硬生生将几乎要吞噬她的绝望撕开了一道口子。她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起来，将那枚昭示着“罪行”的试纸连同简陋的包装盒一起，死死塞进炕席最深处，又用破旧的被褥死死压住，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个可怕的秘密也一同埋葬。
然而，掩耳盗铃从来骗不过现实。她需要食物，需要水，需要活下去。顾铮留下的粮票和钱是有限的，她必须出门。
刚推开那扇吱呀作响、仿佛随时会散架的木头门，一股初冬清晨特有的、混合着煤烟和湿冷的空气扑面而来。苏晚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拉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低着头，只想快点走到院子角落的自来水管打水。
“哟，苏家闺女，起这么早啊？”一个略显尖利、带着刻意热情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苏晚身体一僵，头皮瞬间发麻。是街道居委会的刘主任，一个五十多岁、身材微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女人。她那双眼睛，看人时总带着一种审视和评判的光，仿佛X光机，要把人从里到外看个通透。此刻，她正拎着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旧帆布袋，站在院门口，身边还跟着一个同样表情严肃、拿着小本本的年轻干事。
“刘…刘主任早。”苏晚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
“早什么早，”刘主任几步就走了过来，那审视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苏晚苍白憔悴的脸上扫来扫去，最后停在她平坦却让她心惊胆战的小腹位置，“你这脸色可不太好啊？怎么，还在为厂里那事儿想不开？”她顿了顿，语气带着一种“我懂你”的虚伪安抚，又夹杂着不容置疑的盘问，“年轻人，犯了错误不要紧，关键是要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组织上对你的处理，也是为了教育你，挽救你嘛！”
苏晚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首冲天灵盖，攥着水桶提梁的手指关节捏得发白。她低着头，不敢看刘主任的眼睛，生怕那锐利的目光能穿透她的棉袄，看到那个深藏的秘密。“我…我知道错了，刘主任。”她只能顺着对方的话，用蚊子般的声音回应。
“光知道错可不行！”刘主任的声音陡然拔高了几分，带着居委会干部特有的威严和不容置疑，“你得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思想汇报写了吗？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对集体荣誉的损害了吗？还有，”她往前凑近一步，压低了声音，却带着更浓的压迫感，“那个李卫民，后来还找过你没有？你嫁的那个部队上的同志，知道这事儿吗？他怎么说？你们这婚姻，组织上也得了解清楚情况，不能稀里糊涂的！”
一连串的问题，像冰雹一样砸在苏晚头上。每一个问题都精准地戳在她最恐惧、最想掩盖的痛点上。关于李卫民，关于顾铮，关于这场仓促婚姻的真相，还有……她肚子里那个来路不明、足以彻底摧毁她的孩子！
苏晚只觉得血液都涌向了头顶，脸颊烧得滚烫，可身体深处却一片冰凉。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浸了水的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巨大的羞耻感和恐慌几乎要将她压垮。她只能死死地低着头，盯着自己那双磨破了边的旧棉鞋鞋尖，仿佛那粗糙的布面是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刘主任看她这副鹌鹑样，眉头皱得更紧了，显然不满意她的沉默。“苏晚同志！组织上关心你，帮助你，你得配合！这关系到你的思想改造，也关系到咱们街道的安定团结！那个部队的顾同志，是个首长吧？这军婚可不是儿戏，组织上必须对人家负责，对你负责！”她旁边的年轻干事也适时地翻开小本子，拿着笔，一副随时准备记录的样子。
无形的压力像一张巨大的网，将苏晚越收越紧。她感觉自己像一条被扔在烈日下暴晒的鱼，连呼吸都变得异常艰难。西周邻居的窗户后面，似乎都藏着窥探的眼睛，那些窃窃私语仿佛变成了实质性的针，密密麻麻地刺在她的背上。
完了吗？她好不容易抓住的“随军”这根救命稻草，难道还没等她爬上去，就要被这些无处不在的审视和流言生生折断了吗？那个冷得像冰山的顾铮，如果知道她不仅顶着“破鞋”的名声，肚子里还揣着一个连父亲是谁都说不清的“野种”，他会怎么做？是愤怒地撕毁婚约，将她彻底推入深渊？还是……更可怕的结果？
绝望的冰冷，再次从心底蔓延开来，比这初冬的寒风更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