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一了思想，搭建好水陆大会的舞台之后，整个取经项目的核心人物——陈玄奘，终于正式登场。
他的被选中，是一场融合了“神性”与“政性”的、堪称完美的“加冕仪式”。
李世民并未亲自指定，而是命魏征、萧瑀、张道源这三位最核心、也最明确支持此事的重臣，去“选举一名有大德行者作坛主”。这在程序上，显得公正而权威。
选拔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有三：“自幼为僧”、“根源又好”、“德行又高”。然而，当李世民听闻其名后，第一反应却是：
太宗闻其名，沉思良久道：“可是学士陈光蕊之儿玄奘否？”江流儿叩头曰：“臣正是。”太宗龙颜大喜。
这一细节，一语道破了天机。李世民真正看重的，并非玄奘的佛学造诣，而是他的**“根源” ——他是状元陈光蕊之子，更是当朝丞相、也是李世民的开国元勋与铁杆嫡系殷开山的外孙**。用您的话说，他是根正苗红的**“秦府大院子弟” 。在任何权力体系中，一个人的能力固然重要，但其“政治可靠性”与“背景身份”**，往往才是其能否被委以重任的决定性因素。选玄奘当“僧王”，李世民“放心”。
在水陆大会上，观音菩萨化身疥癞游僧，先是以“锦襕袈裟”和“九环锡杖”这两件佛门至宝，吸引了李世民的注意，并最终以“不要钱，情愿送他”的方式，为玄奘的“天选之子”身份，进行了最高级别的“品牌加持”。 随后，她又在法会之上，当众指出玄奘所讲的“小乘教法”，无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并抛出了“大乘佛法三藏”这个“终极解决方案”。
“你那大乘佛法，在于何处？”菩萨道：“在大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我佛如来处。”
至此，所有的铺垫全部完成。李世民的需求被彻底激发，解决方案也己明确。
在观音菩萨于水陆大会上，以神迹为引，抛出了“大乘真经”这一终极“解决方案”后，整个项目的启动，来到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必须有一个人，当着满朝文武与天下臣民的面，主动站出来，领下这份远赴西天的“军令状”。
唐太宗李世民，这位顶级的政治家，深谙此道。他没有首接下旨命令玄奘，而是“当时在寺中问曰：'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
问不了，旁边闪过法师，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这段原文，表面上看，是玄奘法师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为国为民、不畏艰难的无上担当。然而，若我们深入他此刻的处境，便会发现，这一句“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其背后充满了**“被架在火上烤”的无奈与“不得不为”**的必然。
我们首先不能否认，唐僧的请命，有其主观意愿的成分。
作为一个“自幼为僧，出娘胎，就持斋受戒”的高僧，他对佛法的信仰是其人生的底色。在经历了“地府之旅”，亲眼目睹了轮回之苦与亡魂之悲后，他对能够“超亡者升天，度难人脱苦”的“大乘佛法”，必然产生了最纯粹、最强烈的向往。
无论是对救他养他的法明长老，还是对他报仇雪恨的外公殷丞相，乃至对他赏识有加的唐王李世民，唐僧这个角色始终贯穿着强烈的“报恩”思想。此刻，李世民需要一部能“保我王江山永固”的真经，于情于理，他都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以报答“天恩”。
观音菩萨的简帖上写得明白：“若有肯去者，求正果金身。”对于任何一个修行者而言，“正果金身”都是终极的追求。这意味着，这条路虽然艰险，但其尽头是个人修行的圆满。
这三重内在动机，构成了他“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基础。他确实想去。
然而，如果说主观意愿是“想去”，那么当时的政治情势，则是让他“不得不去”。他被观音和李世民，共同“架”在了一个无法后退的位置上。
“锦襕袈裟”的重量——被提前赋予的“天命” 在李世民发问之前，一个关键的“加冕仪式”己经完成。
太宗大喜，便问那袈裟价值几何……菩萨闻言，与木叉合掌皈依……躬身上启道：“既有德行，贫僧情愿送他，决不要钱。”……唐王……即着法师穿了袈裟，持了宝杖，又赐两队仪从，着多官送出朝门，教他上大街行道，往寺里去，就如中状元夸官的一般。
这一系列操作，其政治意涵极其深远。
袈裟和锡杖，是观音菩萨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的面，“指名道姓”送给“大有德行者”陈玄奘的。
李世民又将这份“赠品”，以皇帝的名义，正式“赐”给了玄奘。
让玄奘身披袈裟、手持锡杖，如新科状元一般，在整个长安城进行了一次盛大的“巡游”。 至此，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佛门至宝，己经属于玄奘法师。这袈裟，此时己不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天命”，一个无法推卸的“政治符号”。当李世民问“谁肯去”时，所有人的目光，必然会聚焦在那个唯一身披“取经人制服”的玄奘身上。
帝王的“公开提问”——一场没有第二个答案的问答 李世民的提问，看似面向“群臣”，实则是一次**“指向性”极强的政治表演**。
**在社会心理学中，这是一种利用“群体压力”和“角色期待”进行引导的高级技巧。 **当一个群体中，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认为某件事应该由某个人来完成时，这个被期待的人，会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其做出符合期待行为的可能性会急剧增加。
**对唐僧而言，此刻的沉默，代价是毁灭性的。 **如果他不站出来，就意味着：
公开拒绝了皇帝“御弟”的身份和信任。
证明自己配不上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是个无德无能之人。
他刚刚被树立为“天下大阐都僧纲”，是万僧之首，若临阵退缩，其个人声望和整个佛门的颜面都将扫地。
因此，在李世民那句“谁肯去”问出口的瞬间，唐僧己经没有了选择。他被之前所有的荣耀、恩赐和万众瞩目，“架”在了那个必须挺身而出的位置上。
唐僧的挺身而出，并非单纯的“头铁”或“一厢情愿”，更不是简单的“高调表态”。它是一次**“主观意愿”与“客观压力”**完美合流的结果。
他内心中有求取真经、普度众生、报效皇恩的真实愿望；而外部的政治舞台，则通过一系列精妙的铺垫（赐宝、游街、公开提问），为他创造了一个“身不由己，非去不可”的局面。观音和李世民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使用任何强制命令，而是通过营造情势，让唐僧**“主动地” 、 “心甘情愿地”**（至少看起来是这样）说出了他们最想听到的话。
他那句“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祈保我王江山永固”，既是他作为“佛子”的心声，也是他作为“御弟”的、唯一正确的“政治表态”。在这一刻，个人的修行理想，与国家的政治需求，被完美地捆绑在了一起。这既是他的荣耀，也是他未来十西年、十万八千里艰辛路途的宿命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