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音菩萨完成了对取经护法团队的“招募”与“组建”之后，整个“西天取经”项目的“人事拼图”，还剩下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块——那位必须由东土大唐出发，前往西天求法的“善信”，即项目的总负责人与名义领袖，唐僧。
要理解这位在后续旅途中时常显得“懦弱”、“迂腐”甚至“人妖不分”的圣僧，为何能被佛祖和观音委以如此重任，我们必须从三个层面，层层剥开，去探寻其身份背后那被精心构建的、无可辩驳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在百回本《西游记》某些版本所附录的**《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中，唐僧的凡间身世，被描绘成一出惊心动魄的家庭悲剧。这段故事，无论其是否为原作者手笔，都为唐僧这个角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充满悲剧色彩与宿命感的深层背景。
故事始于大唐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开科取士。海州才子陈萼，字光蕊，“见了此榜，即时回家，对母张氏道：‘孩儿意欲前去应试。倘得一官半职，显亲扬名，封妻荫子，光耀门闾，乃儿之志也。’”这开局，是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完美开端。
考毕中选，及廷试三策，唐王御笔亲赐状元，跨马游街三日。不期游到丞相殷开山门首，有丞相所生一女，名唤温娇……就将绣球抛下，恰打着光蕊的乌纱帽。……迎状元入相府成婚。
这段情节，是古代文人“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理想的顶峰。陈光蕊的人生，在这一刻达到了世俗意义上的圆满。紧接着，唐太宗“就命为江州州主，即令收拾起身，勿误限期”，事业也即刻起步。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在赴任途中，他于万花店前，买下一尾“闪闪咪眼”的金色鲤鱼，心生不忍，将其放归洪江。这一“放生好事”，为日后的重生埋下了第一个因果伏笔。但善因尚未结果，恶缘己然降临。在洪江渡口，船夫刘洪、李彪见其妻殷温娇美貌，顿起歹心。
将船撑至没人烟处，候至夜静三更，先将家僮杀死，次将光蕊打死，把尸首都推在水里去了。
一个前途无量的状元郎，一个即将上任的一州之长，就这样轻易地死于两个凡人水贼的贪欲之下。陈光蕊的悲剧，深刻地反映了在乱世余波未平的时代，个人的才华与功名，在赤裸裸的暴力和欲望面前是何等脆弱。它似乎在暗示，仅仅依靠儒家的“文治”与“德行”，是无法对抗人性中最原始的“恶”的。这为日后佛法作为一种更终极的“救赎”方案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性。
唐僧的母亲殷温娇，在丈夫被杀、自身被贼人霸占的绝境下，因“身怀有孕”，选择了“权且勉强相从”。她将刚出生的婴儿放入木盆，附上血书，漂于江中。这一幕，是全书中最为悲怆的场景之一。
但恐难以识认，即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一纸，将父母姓名、跟脚原由，备细开载；又将此子左脚上一个小指，用口咬下，以为记验。取贴身汗衫一件，包裹此子，乘空抱出衙门。……将此子安在板上，用带缚住，血书系在胸前，推放江中，听其所之。
血书、汗衫、被咬下的小指——这三件信物，是这位伟大母亲在绝望中所能留下的、关于血脉与仇恨的全部印记。江流儿一出生，便承载了父母的全部冤屈。其“随波逐流”的命运，也象征着他在找到自己“根源”之前，注定要在苦难的“业海”中沉浮。
江流儿被金山寺长老法明和尚所救，抚养长大，取法名玄奘。十八岁时，他因被寺中“酒肉和尚”辱骂为不知父母的“业畜”，才在长老的指引下，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玄奘读罢（血书），不觉哭倒在地道：“父母之仇，不能报复，何以为人？十八年来，不识生身父母，至今日方知有母亲。此身若非师父捞救抚养，安有今日？容弟子去寻见母亲，然后头顶香盆，重建殿宇，报答师父之深恩也！”
得知真相后，玄奘立下“父母之仇，不能报复，何以为人”的重誓。他之后的行为，冷静而果决：先是依计寻母，母子相认后，又遵母命，携书信找到外公——当朝丞相殷开山。最终，是借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御林军六万，着殷丞相督兵前去”），擒杀仇人刘洪、李彪，并**“活剜取刘洪心肝”**，在江边祭奠亡父。
这一段“王子复仇记”式的经历，为唐僧这个角色，注入了与他后期“慈悲”形象截然不同的、坚毅、果敢甚至略带“狠辣”的底色。他并非一个不通世务的懦弱书生，而是一个能够为了目标，隐忍十八年，并最终能调动巨大资源完成复仇的“成事者”。
这段悲壮的身世，赋予了唐僧无可替代的人性正当性。他不再是一个符号化的高僧，而是一个深刻体验过人间至悲、对“苦难”与“罪恶”有着切身体会的人。这份经历，使得他“普度众生”的誓愿，不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源于自身命运的真切感悟，为他日后能承受取经路上的种种磨难，提供了性格上的合理性。
《西游记》中的唐僧，其人物塑造，大量借鉴了真实历史中大唐高僧玄奘的生平与功绩。这种“借史入文”的手法，为虚构的唐三藏，披上了一层无比耀眼的历史光环，赋予其强大的政治合法性。
真实历史中的玄奘（约602-664年），本名陈袆，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佛经翻译家、旅行家、高僧大德。他自幼聪慧，十三岁出家，遍学南北经论，后因感到当时佛典众说纷纭，翻译多有讹误，遂立下西行求法的宏愿。
贞观元年（627年），在未获唐太宗批准的情况下，玄奘毅然“偷渡”出关，孤身一人，历经艰难险阻，越过雪山荒漠，于数年后抵达佛教的中心——古印度。
他在那烂陀寺等佛学最高学府潜心修学十余年，精通大小乘教义，并在全印度的佛学辩论大会上，折服了所有外道与小乘论敌，被尊为“大乘天”与“解脱天”，声名远播。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携带657部梵文佛经，满载荣耀，荣归长安。唐太宗亲自迎接，对其赞誉有加，并给予了国家级的支持，在长安设立译经院。玄奘后半生，便致力于翻译佛经，所译经论达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质与量，皆前无古人。其口述、由弟子辩机记录而成的《大唐西域记》，更是成为了研究古代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的无价之宝。
小说对历史的化用 《西游记》的作者，巧妙地将历史玄奘的这份无上荣耀，完全“注入”到了小说中的唐僧身上。
小说中的唐僧，首接沿用了“玄奘”这一法名，使得读者自然而然地会将历史人物的伟大功绩，投射到小说角色身上。
小说更是将历史中最初不支持玄奘西行的唐太宗，改编成了主动发起取经项目、并与玄奘“拜为兄弟”的最高支持者。
唐王大喜，上前将御手扶起道：“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程途遥远，跋涉山川，朕情愿与你拜为兄弟。”玄奘顿首谢恩。唐王果是十分贤德，就去那寺里佛前，与玄奘拜了西拜，口称“御弟圣僧”。
赋予政治特权：唐僧手持的“通关文牒”，盖着大唐天子的宝印，这使得他的取经行为，从个人的求法，升格为代表东方最强大帝国的**“国家工程”**。李世民“御弟”的身份，成为了唐僧在取经路上一张无往不利的“政治名片”。
这种对历史的借鉴与改编，使得小说中的唐僧，拥有了无可匹敌的政治正当性。他不仅是佛门的使者，更是大唐天子的代表，其行动背后，是整个东土大唐的国力与威望在做背书。